全国政协委员、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名为《关于对我国现行社保政策进行适度调整的建议》的提案。在这份提案中，俞敏洪表示，中国现行社保制度中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 率过高，缴费基准过高，计算方法不科学。他建议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，尤其是占“大头”的养老保险费率，“养老保险费率应尽快适度降低”。

　　自年初以来，对于“中国社保费率过高”的讨论一直在舆论场升温。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保费率会这么高呢?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4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以他所在企业为例，员工和企业缴纳“五险一金”占比超过企业给付薪酬的40%。李东生举例：企业付出1块钱，扣除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以后，工人实际拿到6毛。

　　李东生介绍说，TCL集团在广东惠州聘用一名生产线工人，每月企业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在3800元左右，而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500元，其中15%是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，企业缴纳的部分占比达25%以上。

　　“过高的社保费率，已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产业转型，尤其是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的制造业企业。”李东生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，社保支出刚性增长较快，一些地方社保资金支付压力大，甚至入不敷出。

　　李东生建议，适当降低社保费率，通过企业发展来增加就业从而扩大社保缴纳基数。2月25日，国家已决定将失业保险费率从3%下调至2%，预计可减轻企业负担400多亿元。“整体社保费率仍有下调空间，建议研究其他社保项目费率下调的可能性。”他说。

　　此前，人社部新闻发布会确认，中国社保费率“大体处于国际中等偏上水平”。

　　2015年2月25日，国务院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3%统一降至2%，这为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打响了“第一枪”。

　　俞敏洪在提案中写到，此举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，但由于我国社保缴费比率合计超过41%，仅1%的降幅对大多数企业和员工而言，减负作用甚微。

　　俞敏洪援引人民网的一项调查称，认为我国社保缴费率“过高”和“较高”的网友达到了79.38%。

　　提案指出，目前，“五险一金”中“五险”部分的社保费率企业为29.8%，个人分担缴费合计近工资的41%。如果再加上公积金，这个比例将超过60%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，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%。

　　目前，在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，养老保险费率偏高。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，其他4项之和在12%左右，处中等偏上水平。因此，社保费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的费率偏高。而这一现象的造成，是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。

　　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介绍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国企改 革，一部分人下岗，也有人提前退休。所以社保制度的模式由“先收先付”改变为“统账结合”，这就意味着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模 式，即在确保当期支付的基础上，再为未来积累一部分资金。据此确定的费率，自然比只保证当期发放要高一些。

　　另一原因是“转轨成本”。上世纪70年代之前，我国实行单位保障的养老制度。而在90年代的改革以后，已退休的“老人”等没有积累或积累较少，其“视同缴费”期间的待遇，需要通过现在的单位和在职职工缴费来弥补，推高了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。

　　此外，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，造成社保费率较高的另一个原因是“人口结构”，为应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，持续确保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，需要维持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率。

　　学界认为，降低社保费率，主要是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。杨立雄解释，其他几项保险的费率降低的空间并不大。

　　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均明显偏高，其中企业缴费率排在第17位，总缴费率排在第15位。因此，他认为中国社保费率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是养老保险比重太高，而社保费率的降低空间是很大的。

　　杨立雄认为，中国养老保险的高缴费率不仅压缩了其他社会保险的缴费空间，还抑制了企业年金和补充养老保险的建立，从而无法建立起一个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，“因此降低缴费率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注焦点。”